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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历史上的四大奇才——苏门四学士

苏门六君子之齐南先生李方叔(李廌)
苏门四学士简介
千里马易得,遇伯乐难,“三苏”“苏门四学士”不遇见他,庸人也

苏轼继欧阳修之后主盟北宋文坛,与欧阳修一样,以发现、提携文学新人为己任。他在《答李昭玘书》中说:“如黄庭坚(鲁直)、晁补之(无咎)、秦观(太虚)、张耒(文潜)之流,皆世未之知,而轼独先知之。”这四人,都是由于苏轼的赏识、表扬而知名于世,故时人把他们看作苏轼门下的弟子,因他们四人当时都在馆阁任职,世称“学士”,故而称他们为苏门四学士。

四人在政治上苏轼同命运,共进退,对变法态度大致与苏轼相同。宋哲宗绍圣初年贬逐旧党人士,苏轼被贬到惠州(今广东境内),后来又流放到海南岛。四学士坐元佑党籍,也先后被贬,最后或在流放中死去,或在长期赋闲之后去世。

四学士在政治上保持了一致的步调,但在文学上却是各呈才华。严格地说,四学士并非同一个文学流派,只能算是有共同思想趋向的文人集团。本来,苏轼对文学创作从来不专注一格。他认为风格单一是文学的大患,所以特别鼓励门人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,发展独特的文学风格。他在《答张文潜》书中认为王安石文虽好,但“欲以其学同天下”,结果使文学变得单调贫乏,“弥望皆黄茅白苇”。他希望改变这种状况,造成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,并认为四学士能当此重任。在苏轼的鼓励的培养下,苏门形成了一种容纳众长、平等切磋的良好风气。四学士也得以各尽其才,在创作上各擅胜场,充分发展了各自的艺术个性。张耒曾在《赠李德载》诗中形容过苏门师友间各种文学风格同存共荣的盛况:

长翁波涛万顷陂,少翁巉秀千寻麓。黄郎萧萧日下鹤,陈子峭峭霜中竹。秦文蒨藻舒桃李,晁论峥嵘走金玉。六公文字满人间,君欲高飞附鸿鹄。

四学士中,就诗歌的成就和影响而论,黄山谷的名气最大。山谷在宋诗中是个性突出的大家,与苏轼并称“苏黄”,常有人把山谷诗的艺术风格看作整个宋诗的代表。宋代诗人在唐诗的高峰面前,一方面注意从唐诗汲取营养,一方面努力独辟蹊径,写出特色。山谷尤其重视艺术上的独创,认为“文章最忌随人后”。所以山谷诗就特有一种挺峭瘦硬的骨力和苦涩返甘的韵味。

张耒也擅长诗歌,他主要学习白居易和张籍。在四学士中,他是写作关怀民生疾苦诗歌最多的一个,而且内容相当丰富。这一点可以说是继承了唐代新乐府运动的精神。张耒诗语言上力求平易自然,而又能达到词浅意深的境界,尤其是一些写景抒情的近体诗。如《偶题》:“相逢记得画桥头,花似精神柳似柔。莫谓无情即无语,春风传意水传愁。”春花春柳形容她的神态,春风春水传达她无言的深情,全是即景传情,信手拈来,如行云流水一般舒畅。晃补之曾形容张耒诗的这种独特风格说:“君诗容易不着意,忽似春风开百花。”

如果说四学士中,在诗歌方面以山谷影响最大的话,那么在词的创作上,理所当然地当推秦观为第一了。苏轼变革宋词风,创豪放派词(大江东去,浪滔尽,千古风流人物……)。秦观作为苏轼门人,却很少受苏词的影响,而是充分施展自己的艺术才华,继晏、欧、柳永等词人之后,把北宋婉约词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,当时声誉极高,后人亦把他看作是宋词大家。宋人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说他的词“语工而入律,知乐者谓之‘作家歌’”。

四学士中,词风最与苏轼相近的是晃补之。当时曾有人指责苏词不能入律歌唱,晃补之便反驳说:“居士词横放杰出,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。”可见他对苏词的创新精神是有正确认知的。而他自己作词,也有意识地学习苏轼。不少作品写得坦荡磊落,时见奇气,题材也较为多样。即使写男女之情,也很少作绮艳之语,能以清丽辞色,屏去柔靡之音。这一点最不同于一般婉约词,而与苏轼相近。宋王灼《碧鸡漫志》说晁词学东坡,“韵制得七八”。后来甚至有人主张学东坡词要从晁词入手。

除诗词之外,四学士的文在当时也是声誉甚高。山谷的题跋和尺牍,历来受人推崇。他们议论文字和写景记事也有一定的成就。南宋人所编选的《苏门六君子文粹》,就以四学士的文章为主,这个选本在南宋曾产生过很大影响。

四学士在政治上北宋党争的牺牲品,终北宋之世,他们在政治上所受的迫害一直未断。但他们立身处世的高风亮节,一直受到世人景仰。北宋末,宋徽宗下诏立“元佑奸党碑”,二苏和四学士都列名其上。他们的着作也遭禁毁。但无论禁令多严,也未能阻止他们作品在暗中流传。统治者的迫害,并没有影响他们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。至于他们在文学上的光辉成就和深远影响,更不是封建统治者的一纸禁令所能抹杀的!

责任编辑:夜 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