夜 曲韩天衡老师说鸟虫篆《国家宝藏》一夜刷屏,里面的石鼓着实惊艳了一把

【书里画外】 韩天衡:我心目中的鸟虫篆

韩天衡说:方介堪是艺术苦行僧(心经印谱一)
韩天衡先生鸟虫篆制印示范
【一日一印】韩天衡鸟虫印——鹤寿

鸟虫篆,是滥觞于周秦时期仅见于印章及偶见于铜器、铜剑上的文字,诚属一小众书体。因其依字型的点划、偏旁,装饰为鱼虫夔鸟活生生的形体,其文字又都是以金文、小篆、缪篆为载体。如果我们不从学术上去严格追溯、推敲的话,今之印坛,乃至大众,一般也都是以“鸟虫篆”俗称之。

鸟虫篆,应该说是以诸多形态动物的造型而精心美化、艺术化的篆字,它别出心裁、繁饰巧妆、费人思量和咀嚼,是古篆书里的花体字、美术字。

在明末,饶有创新意识的印人何雪渔,就借鉴古人创作过一方,也仅仅是一方“登之小雅”的白文印,甚是得意。也许是盘曲缭绕、花里胡哨,就被同时代的印人朱简斥之为“谬印”。

两个懂行的,两个截然不同的审美,两个大相径庭的评判。可见这“口味”是因人而异的,且是南辕北辙的。艺术这玩意,品评其高下、优劣、美丑,较之算术的答案要复杂、烦难得多,甚至迷惘多多,不是吗?它除去公式,更多的是公式外的种种考量和辩白。正因为如此,美,也许是真美,也许是伪美;好,或许是真好,也许是敷衍,也许是反嘲。于作品和受众往往是坠入云里雾里,不辨南北东西。而真正地闹明白美得真、好得真,至少得下八年、十年的修炼功夫。若不下这等苦功夫,也许一辈子浑浑噩噩也闹不明白。这正是欣赏评品艺术背后较艺术更错综复杂的一门艺术。搞艺术难,懂艺术也难,难之又难,故而知音难得。

朱简是印学家,名头大,说话有份量,以点概面的“谬印”一说,从某种角度上抑制了鸟虫篆濯古来新的进程。事实上,明末那当口,正是印起八代之衰的振作期、复兴期,放着大量的秦汉印不顶礼膜拜,而去玩鸟虫篆,大路不走走“旁门左道”,理当不认、不容。这也许是被朱简诟病的所在。

艺术之初,其风貌的走向,总是由质朴而靡华,由简约而繁复,由粗率而精微……可是,这倾向又往往会倏地来个大转向,乃至大调头。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是古人普遍的感喟。仅管调头,但它不是粗浅的,炒冷饭般的“轮回”。其表现的手段、面目、意趣必然是花样翻新的,一定是由内而外地改头换面的。求新、更新是人心所向。窄义地讲这是圈子里的印人有“各领风骚”的原动力驱使。广义地讲这是整个社会大观念、大文化对印坛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至。树欲静而风不止。因此,印人、印风是不变也得变,不可能不变。

诚然,坚持不变者,也在被动地变,不知不觉间变得老调而僵化。而主动的变,勇作呕心沥血的求索,“新”的曙光必在前头。当然要讲些令人泄气的话:求变者的成功机率远不至万分之一,但万分之一万的新希望、新风貌只萌芽于这主动求变的队伍里,似乎,这又是足堪慰籍的。

鸟虫篆印,被打压了三个世纪,少人问津,少人实践。而真正举起大旗的是方介堪。他上世纪二十年代寓居海上,曾勾摹秦汉篆文十万粒,足见他的深邃功力。他有志于打开鸟虫篆入印的通衢,且又得到大画家张大千、谢稚柳倾力倾心参与和支持。茶后饭余,三位大师对鸟虫篆浓妆艳饰作细致入微的探讨、整饬、深化。美术家与篆刻家的才情叩撞,启以智慧,积以时日,精益求精,美轮美奂,遂使方氏的鸟虫篆印形成雅妍、鲜灵、精严、宁静的独特风格,开三百年来未有之新天。想必起朱简质之也当首肯矣。

近些年,不少中青年印人也雅好鸟虫印,且身体力行,不乏妙思、佳作。然也多有可商榷者。笨鸟先飞如我,借此短文说几点自己研习中的甘苦,或可作前车之鉴。

作为一个印人,对鸟虫篆印的创作,要力避老调重弹、力避千印一面,踏实而虔诚地去追求一印一世界,一印一风情的宏博、清新气象。我总这样告诫自己。

韩天衡,1940年生于上海,祖籍江苏苏州。号豆庐、近墨者、味闲,堂号百乐斋。自幼好金石书画。师从方介堪、方去疾、马公愚、陆维钊、谢稚柳、陆俨少诸家。擅行草、篆书及篆刻,国画以花鸟为主。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、上海韩天衡文化艺术基金会理事长、西泠印社副社长、上海中国画院顾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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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夜 曲